译见||新时期我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现状、问题与未来发展

翻译教学与研究 2018-10-13 23: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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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1987年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为标志翻译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本文以国内出版的学术著作为对象考察30 年来我国翻译学分支领域文学翻译研究的现状梳理理论成就思考未来的发展本文认为在翻译职业化的今天文学翻译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可能但其所具有的精神力量和文学创新价值正是时代所需,“走出去战略也赋予了文学翻译研究新的使命

关键词:文学翻译研究  现状  成就  问题  未来发展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 广州  510420


1987年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为标志,翻译学已走过了30年的学科建设之路,这是翻译学从无到有的30年,也是翻译研究迅速发展的30年。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需要对自身发展进行学术史角度的审视和反思,才能使学术演进得更为健康。在过去的30年,作为翻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文学翻译研究呈现出什么形态?认识了哪些现象?解决了哪些问题?取得了哪些成绩?呈现出什么趋势?对此进行梳理和总结能让我们更好地思考文学翻译研究的未来发展。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国内出版的文学翻译研究著作为对象,考察30年来我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现状,并尝试结合现状对文学翻译研究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和意见。 

  • 一、文学翻译研究的著作情况

1987年以来,翻译学学科地位得以明显提升,这既得益于翻译在世界全球化和本地化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有赖于翻译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后者主要表现为学者们的论文和论著。30年来,我国在文学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数量惊人,中国知网(CNKI)显示以“翻译”+文学”为主题的论文就达三万多篇,而篇名中含有翻译”+“文学”的论文也有六千多篇。和论文一样,学术著作也是考察一个领域研究现状的重要对象,虽然学术著作的水平和质量有高下之分,但一般情况下,学术著作比单篇论文更能体现学者对一项研究的持续的精力投入。因而,以学术著作为对象对30年来文学翻译研究状况进行分析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可操作性。本研究所考察的著作限为1987—2016年间在中国大陆地区正式出版的文学翻译研究专著和文集,不包括引进版权的外国著作,也不包括单行或结集出版的文学译作。笔者曾参与《中国翻译研究60 年(1949—2009)》项目和《中国翻译年鉴》编纂工作,多年来一直跟进收集和整理相关资料,收集到本研究所涉著作共计321部,各年度数量分布如下:

 

1 1987-2016年间中国大陆地区正式出版的文学翻译研究专著和文集

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数量

2

1

2

2

3

3

1

0

1

5

年份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数量

4

3

6

6

8

5

10

14

19

18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数量

27

21

36

19

18

19

23

13

18

14

 

15年(19872001)共出版著作47部,占30年总量的14.6%,著作第一责任人37位;后15年(20022016)共出版274部,占总量的85.4%,著作第一责任人221位。2003年是一个明显的节点,此前,每年的文学翻译研究著作出版数量都是个位数,此后,一直保持为两位数。以5年为时段呈现(如图1),可直观地看到近30年来我国文学翻译研究著作出版数量的阶段性变化,前两段年均出版著作总量均为10部,第三段上升到27部,第四段为66部,第五段最高达到121部,第六段有所回落为87部。这表明,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的文学翻译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成果数量大幅增加,学术队伍明显扩大。近年来在“翻译的职业化时代”概念的冲击下,文学翻译研究所受关注度有所下降。

 

1 30年来文学翻译研究著作数量阶段变化(单位:部)

 

1987—2016 年间,分别有103家出版社出版了文学翻译研究著作,众多出版社的支持为文学翻译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科环境。如下表所示,共有8家出版社出版文学翻译研究著作10部以上,其中出版20部以上的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近30年里,出版文学翻译研究著作数量最多的学者是许钧(11部)、王宏印(8部)、顾正阳(8部)、谢天振(5部)、许渊冲(4部)、汪榕培(4部)、黄杲炘(4部)、王向远(4部)。虽然学者的成就和贡献不能简单用论著数量来衡量,但上述这些学者无一不是在文学翻译研究领域数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仅就数量而言,也完全可以看出学者们为文学翻译研究的发展所付出的心血。

 

2 1987-2016年间出版文学翻译研究著作的出版社

出版社

数量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4

北京大学出版社

2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1

上海译文出版社

11

国防工业出版社

10

湖北教育出版社

10

译林出版社

10

 

30年间,初版之后增订或修订再版的著作有张今(1987/2005)的《文学翻译原理》、许钧(1992/2012)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许钧(1996/2011)的《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许钧(2001/2010)的《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申丹(1995/2007)的《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谢天振(1999/2013)的《译介学》、郭延礼(1997/2005)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黄杲炘(1999/2007)的《英语诗汉译研究——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杨晓荣(2002/2013)的《小说翻译中的异域文化特色问题》、辜正坤(2003/2010)的《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等,另外还有许渊冲(2006)的《翻译的艺术》是其1984年初版的增订本。这些作品广受欢迎和好评,堪称近30年来我国文学翻译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

从文学体裁来看,诗歌(包括小说中的诗歌)翻译研究数量最多,共77部。小说翻译研究54部,其中《红楼梦》翻译研究有15部,且全部都是2004年之后出版的,这些著作表明,《红楼梦》已经成为我国翻译学者研究得最多的单篇文学文本,《红楼梦》翻译研究发展迅速,为新世纪“红学”的发展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戏剧翻译研究共有15部,其中莎士比亚戏剧翻译研究5部,中国戏剧外译研究4部。散文翻译研究数量最少,只有5部,其中3部为佳译赏析。

值得关注的是,此30年间出版的著作中共有24部专门讨论非英语语种与汉语之间的文学翻译的,占总量的7.45%,分别有5部俄语文学汉译、5部日本文学汉译、4部法国文学汉译、2部德国文学汉译、1部菲律宾文学作品汉译、1部越南文学作品汉译、1部缅甸文学作品汉译、1部泰国文学作品汉译、1部拉丁美洲文学作品汉译,后五种全部都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于近5 年内出版的。另外,还有1 部文学德译研究,为宋健飞(2016)的《德译中国文学名著研究》;1 部法译研究,为李声凤、孟华(2015)的《中国戏曲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1789—1870)》。非英语语种文学作品汉译研究中只有许钧(1996)的《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是在20 世纪末出版的,其余全部是在2001 年之后面世的。这说明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的文学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语种的多样性。目前,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我们与相关国家、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正在加强,汉语与相关小语种之间的文学翻译研究也会继续加强。

从翻译方向来看,汉译外正发展成为我国翻译研究极具自身学术个性的研究领域。过去30年中探讨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著作数量为71部,占文学翻译研究著作总数的22%,只有许渊冲(1992)的《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记〉》是20 世纪出版的,其余均为新世纪的成果。2001年之前出版了4 部文学外译研究著作,占前15 年总数的8.5%2003 年以后出版的文学外译研究著作67 部,占后15 年文学翻译研究总量的24.4%。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之后,翻译学界极大地增强了对文学外译的研究。随着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作为一种易于与世界人民产生精神共鸣的文化产品,文学作品的对外传译还将受到更多的重视,可以预见,我们的文学外译研究所占比重还将继续加大。

30年来,从历史角度开展的文学翻译研究一直较为稳定,前15年里出版的文学翻译史(或翻译文学史)研究或对已故文学翻译家研究的著作共11部,占前15年总量的23.4%,后15年里出版的此类著作共70 部,占比25.5%。对已故文学翻译家的研究涉及林纾、草婴、程抱一、林语堂、鲁迅、周作人、丰子恺、傅雷、张爱玲、高健、胡适、穆旦、王佐良、叶君健、张谷若、杨宪益、庞德(Ezra Pound)、韦利(Arthur David Waley)等名家,傅雷是其中最受关注的一位,共有7 部关于傅雷的研究著作出版,其次是对于林纾的研究,共4部。所有的翻译文学史著作均为外国文学经翻译后成为中国翻译文学的历史。其中陈玉刚(1989)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是最早的一部,该著介绍了中国翻译文学的五个发展阶段:从1840 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从1915年新青年社到1930左联”成立、从1930 年到1937 年抗战开始、从1937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1949 年到1966 文化大革命”前夕。杨义(2009)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是目前最为宏大的一个系列,该丛书凡六卷,具体为《近代卷》、《五四时期卷》、《三四十年代•英法美卷》、《三四十年代俄苏卷》、《十七年及文革’卷》和《新时期卷》构成,分别由连燕堂、李今、李宪瑜、周发祥、秦弓、赵稀方等名家斥十年之功精研而成,丛书以翻译文学勾画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流变,将20世纪中国的翻译文学史放诸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文化需求和思想精神史的互动、互渗、互斥、互化的角度去认识。

除了综合性的翻译文学史之外,也有对具体文学体裁翻译史的专题性研究成果,如赵光育(1999)的《中国翻译小说史论》。另外,已有的翻译文学史(文学翻译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翻译,对其他国家翻译文学史关注不多,王向远(2001)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是仅有的一例。而就历史时段来说,晚清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这一段时期是受关注最多的,值得一提的有马士奎(2007)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1966—1976)》,该著考察了“文革”时期的文学翻译情况,收录整理了那一特殊期间出版发表的外国文学译作和对外文学译作,重点探讨了“文革”时期中国文学翻译的政治功利性和实用性。

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前15 年里文学翻译研究方法较为传统,经验性研究主要为文本对比和佳译赏析,理论性研究主要采用学科内理论观照,只有申丹(1995)的《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开拓性地探讨了将文学文体学应用于小说翻译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该书的理论创见使之成为了文体学和翻译学的跨领域和跨时代之作,但在20世纪,我国具有这种跨学科理论意识的文学翻译研究者只是凤毛麟角。进入21世纪之后,研究者所采用的理论工具变得多元起来,除继续采用传统方法之外,从诗学和文化研究角度讨论文学翻译的越来越多,此外学者们还尝试了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有叙事学的,如郑敏宇(2006)的《叙事类型视角下的小说翻译研究》;认知语言学的,如肖家燕(2009)的《红楼梦概念隐喻的英译研究》和张蓊荟(2009)的《认知视阈下英文小说汉译中隐喻翻译的模式及评估》;伦理学的,如赵颖(2010)的《创造与伦理:罗蒂公共“团结”思想观照下的文学翻译研究》;模糊语言学的,如邵璐(2011)的《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以〈达•芬奇〉中英文本比较研究为例》;符号学的,如蒋骁华(2003)的《符号学翻译研究——文学语言的理据及其再造》和刘婧(2014)的《社会符号学视域下〈红楼梦〉文化内容的英译》;还有修辞学的,如冯全功(2016)的《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红楼梦〉英译研究》。

语料库翻译学的发展给文学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工具,近十年出现了6 部采用语料库方法进行文学翻译研究的著作,具体为陈吉荣(2009)的《基于自译语料库的翻译理论研究——以张爱玲自译为个案》、董娜(2010)的《基于语料库的译者痕迹研究:林语堂翻译文本解读》、刘翼斌(2011)的《概念隐喻翻译的认知分析:基于〈哈姆雷特〉平行语料库研究》、胡开宝(2015)的《基于语料库的莎士比亚戏剧汉译研究》、卢晓娟(2015)的《语料库驱动下的鲁迅小说译者风格研究》和黄勤(2015)的《基于语料库的红楼梦中的元话语及其英译对比研究》。语料库方法的运用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改变了根据个人主观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传统模式,增强了文学翻译研究的科学性,可以更好地揭示文学翻译作品的语言特征、译者风格和文化信息传递效果等。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出,过去的30 年,文学翻译研究发展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形成了日益壮大的学术队伍,取得了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文学外译研究、多语种文学翻译研究、方法论科学化和多元化发展构成了当前文学翻译研究的新趋势。

 

二、文学翻译研究的成就与问题

 

(一)文学翻译研究的成就

在过去的30 年里,我们的文学翻译研究者积极地进行理论探索,在文学翻译基本原理探索、文学翻译批评和文学翻译研究领域拓展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绩。

文学翻译基本原理是指将文学翻译研究视为翻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对文学翻译的性质、原则、标准、过程、方法,以及对文学翻译研究的研究对象、基本概念、理论范畴、体系结构等基本问题进行探讨的理论。张今(1987)的《文学翻译原理》提出了文学翻译的定义,从哲学和美学角度研究文学翻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分析了文学翻译理解过程中的六对矛盾和表达过程中的十对矛盾。蔡新乐(2001)的《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将含意本体论引入文学翻译研究,运用现象学的理论观点从精神、文化和语言等多元层面研究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特征以及翻译过程,研究了文学翻译与精神之间、精神的境界与翻译的语境之间的关系。郑海凌(2000)的《文学翻译学》明确地将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区别开来,以文学翻译的艺术问题为中心,用一整套概括性较强的概念系统及独具学科特点的知识框架,借助文艺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视角对文学翻译现象和命题做了理论勾勒,对文学翻译的审美观念、审美标准、译者的再创造、创造心理和文学翻译的方法原则进行研究。

从综合视角关注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的概论性著作还有王金玲(1999)的《文学翻译新论》,张成柱(2002)的《文学翻译研究》,成昭伟(2007)的《文学翻译概论》,胡显耀、李力(2009)的《高级文学翻译》, 李冰梅(2011)的《文学翻译新视野》和周方珠(2014)的《文学翻译论》等。许钧(2015)的《历史的奇遇:文学翻译论》对文学翻译本质、文学名著译介与评析等方面进行了综合思考,从忠实、叛逆和再创造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述了文学译者的身份认同,从意愿、现实与道德等三个层面对翻译活动中制约翻译主体的因素进行了宏观的考察和具体的分析,还结合翻译所承担的使命论述了文学翻译过程中“译什么”“怎么译”的各种选择,从翻译的文本生命历程入手对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观察,以确立译作应有的历史与文化地位,另外还讨论了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度”。

新世纪之后,聚焦单一主题的文学翻译理论著作逐渐增多。其中文学翻译审美方面的问题引起诸多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有奚永吉(2000)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该著立足于本国古今文论、诗论、曲论、画论中的美学原理来论述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姜秋霞(2002)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刘华文(2005)的《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王平(2010)的《文学翻译审美学》、袁新(2011)的《文学翻译审美问题研究》、胡兆云(2013)的《美学理论视野中的文学翻译研究》和姜莉(2014)的《庄子英译:审美意象的译者接受研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翻译审美问题进行了探讨。

此外,文学翻译研究中的理论主题多元,语境、创造、语言特质、主体性建构等都进入了学者们关注的视野。郑诗鼎(1997)的《语境与文学翻译》和栗长江(2008)的《文学翻译语境化探索》都以文学翻译的语境要素为主题,前者讨论了文学翻译与语境的关系,后者则借鉴语言学有关语境的研究成果,综合文艺理论、翻译理论,整合跨学科的理论资源对文学翻译进行较为全面的描写和解释。韩子满(2005)的《文学翻译杂合研究》和吴南松(2008)的《“第三类语言”面面观——文学翻译中的译作语言探索》都聚焦于文学翻译的特质,前者对文学翻译中的杂合现象进行了全面的探究,后者则对译者所采用的一种介于源语和译语之间的“第三类语言”存在的必要性、普遍性、主要特征、影响因素等进行了讨论。董明(2006)的《翻译:创造性叛逆》和王丹阳(2009)的《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论》都围绕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展开讨论,前者探讨了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产生的原因、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对目标语的语言、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后者结合个案分析探究了文学翻译中的创作行为以及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段峰(2008)的《文化视野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研究了文学翻译主体从作者转换为译者的过程,作者主体性、译者主体性和读者主体性各自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申迎丽(2008)通过对误译现象的讨论研究了文学翻译中理解与接受中意义的构建。金兵(2009)的《文学翻译中原作陌生化手法的再现研究》研究了文学翻译中原作陌生化手法的再现。曹丹红(2015)的《诗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借鉴诗学理论对文学翻译活动的诗性内涵和层次进行了研究,重新审视了翻译标准、翻译方法和翻译忠实性问题,分析了文学性在作品中的表现形式,探讨了译者如何围绕对文学性的理解和把握,在翻译过程中实现形式转换、语义再生和价值重构的问题。

在过去的30 年里,我国译学界在翻译批评的理论研究方面成果不断,学者们除了积极运用理论开展文学翻译批评实践之外,还致力于建构具有学科自身特色的文学翻译批评理论,在近20 部翻译批评理论专著中,专门讨论文学翻译批评理论的有6 部。

许钧(1992)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翻译批评理论专著,也是全世界最早的翻译批评理论著作之一。作者着力构建了一个基本的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体系,从宏观上对文学翻译批评的方法论进行了规范,并结合具体实践案例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了范本。王平(2006)的《文学翻译批评学》将文学翻译批评学的研究范畴划分为本体论、创作论、标准论、方法论、文本论、接受论,明确了文学翻译批评学的任务,讨论了翻译批评对象的选择、批评的标准、原则和方法、原译作的阐释与比较、文化和语言比较、文本审校、批评者的思维心理机制和素养等内容。

王宏印(2006/2010)的《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以中西互鉴的视角,以哲学、文论、译论相互阐发为基础对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透视当前文学翻译现象,提出鉴赏性和研究性相结合的文学翻译批评概念,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建立文学翻译批评学所需的条件和对学科结构的基本设想。另外,赵秀明、赵张进(2010)的《文学翻译批评:理论、方法与实践》较为宽泛地讨论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理论,还结合具体译本进行了批评分析。刘育文(2014)的《解构主义视角下的文学翻译批评》以解构主义为视角探索了一种既具理论性、又兼工具性的文学翻译批评模式。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思想界出现了文化转向”,受文化研究兴起的影响,文学研究将世界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文化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之中,随着“文化转向”对跨文化交流的重视,比较文学又出现“翻译转向”,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开始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在过去的30 年里,我国学者在文学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跨域探索中,也取得了新的成就。

译介学就是这种跨越学科边界进行理论建构的成果。1999年,谢天振的《译介学》出版,标志着译介学从比较文学媒介学之下的一个概念发展成了一个跨越比较文学和翻译学两个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拓展了文学翻译研究的学术空间。译介学既吸引了翻译研究中对文学和文化问题感兴趣的学者,也吸引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关注翻译问题的学者,还吸引了一些从事文化传播研究的学者加入进来,从而促进了学术领域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增强了文学翻译研究的实用价值。之后,谢天振2007年《译介学导论》、2011年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2013年的《译介学》增订本出版,译介学影响更加深入。张旭(2010)的《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即从译介学角度将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建构的代表性成果。该著参照东西方知识谱系,就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共同关注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厘清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论证了跨文化语境下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在跨越性研究途径上的适切性,并引入文献学为防止比较文学翻译研究流于空泛提供了方法论的尝试。

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视角思考文学翻译问题。王宁(2014)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从翻译的视角考察文学和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从世界文学、民族文化角度考察翻译的功能, 从信息化角度考察翻译的内涵,从全球文化发展趋势中去重新认识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对于推动中国翻译学积极参与世界文学与文化的学术话语构建,推动翻译在中国文学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发挥作用,具有很好的指导价值。姜秋霞(2009)的《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着力揭示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该著结合实证研究,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进行探讨,得出结论:文化语境、文化意识决定翻译的主题、内容及取合程度与方式;同时文学译介又反过来作用于文化语境、(文学)文化形态的结构与变化;文学翻译无论从宏观结构、价值取向上,还是在文本转换具体方式上,都受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与制约。

在了解了文学译介与文化发展之间互动关系之后,学界开始考察特定语境下具体国别文学、类别文学和文学文本的翻译之于国家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影响。苏畅(2013)的《俄苏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即是此类研究成果之一。作者认为,对翻译文学的文化研究恰恰是揭示跨语际实践中自我与他者、异域文学与本土文学、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复杂关系的场所。该著以现代中国译介最多的托尔斯泰译介为例考察了外国文学译介与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和现代性建构之间的关系。

 

(二)文学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

与翻译学科整体和其他分支领域的蓬勃发展相比,文学翻译研究发展较慢,近年甚至出现了回落的趋势。具体问题主要表现为:

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们多致力于构建宏大的体系,而对于理论体系中的命题、范畴和概念创新不多。构建体系有助于推动文学翻译研究作为翻译学分支学科的发展,推动这一领域知识体系的成形和完善,但学者们所使用的理论概念大多源自西方,对于中国传统文论、传统译论中概念的拓展有所忽略。蔡新乐曾提出了“隐翻译”“反翻译”“元翻译”“翻译场”等新概念[1],不过这样的创新并不多见,学界对这些概念的关注不多,没有产生争论和深入的阐发,更没有形成系列的、学派性的理论论题。微观层面的理论研究多是采用案例佐证西方理论观点,自我提出全新的理论观点并对之进行深入的阐释和论证的则少之又少。

从方法论方面来说,学者们已明确了文学翻译研究的目标、内容、结构和基本问题,“研究什么”的本体论问题已经清晰,但“怎么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却并不十分明确。传统的依靠直觉、感悟、灵感的评点式的文学翻译研究模式依然占据重要的位置。语料库方法的引入虽然为文学翻译研究增添了新的工具,增强了研究的科学性,但利用语料库工具进行理论创新的研究却很少,目前的语料库文学翻译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语料库翻译学已经提出的理论框架,以文学性文本为对象获取数据结果,为语料库翻译学提供支撑材料,而并非用以解决文学翻译自身的问题,因而其出发点是用文学类型文本的翻译材料为语料库翻译学服务,而并非真正的采用语料库工具为文学翻译研究服务。

从研究主题来看,文学外译问题已经成为了新时期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迅速增多,这些成果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汉译外文本的分析、翻译技巧探讨和翻译文本的评点,另一类是对文学外译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言献策。进行概括性、战略性、普适性问题研究的成果较多,针对具体区域、国别、受众群体的翻译传播的实际问题研究很少。大多数研究在观点和内容上趋同,小而专的微观问题研究和案例研究近乎阙如。有些研究者缺乏外译研究方面的知识和观念上的长期积累,仅是为了蹭热点而发表意见。许多对策性研究并没有实际案例的支撑,只是一时的兴趣,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缺乏研究连续性,难以获得预见和前瞻。

文学外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然而我们的研究多采用简单性的思维方式,研究者多为“单兵作战”,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合作开展研究的情况很少,协同创新、跨国合作更是鲜见。文学外译本属于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应用研究,但很多的研究是从理论到理论,没有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有些研究即使是基于文本的研究,也是用文本分析来证实理论,并非用理论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尤其是文本评论性的研究,多为对文本翻译是否做到“信达雅”的主观评点,以己度人,想象着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感受,追求某种规定性的答案,从译入语读者和传播受众角度所做的描写性研究明显不足。

从本文第一部分的数据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学外译研究主要集中为汉英语对,汉语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小语种之间的翻译研究虽然在增加,但依然还很少,实践层面上针对的读者对象也较为笼统,未区分目的语受众的区域、阶层、教育状况、社会地位、收入状况、阅读习惯、文化立场、性别构成、审美取向等。对于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使用评价和使用动机等信息均不甚了了,对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文学翻译的研究也多采用传统的文本分析和评价的研究方法。

总体而言,我们的文学翻译研究在方法论上应更求务实和创新,关注实际的微观层次的问题,增加量化研究和实证分析,进入目的语环境去搜集一手数据,从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凝练思想,上升为理论。应打破只有译者才是翻译主体、只有文本才是研究对象的狭隘认识,对翻译活动所构成的复杂的对象性关系中的多元主体予以关照,明确针对不同翻译客体所需取得的目标和效果,充分发挥各层次翻译主体的作用和功能。研究主体内外合作,研究对象内外有别,而且“外外有别”,加大国别翻译研究,细化研究内容,系统深入地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特别是各国的传播体制、受众心理、民族身份,做到有的放矢,才能实现“走出去”更要“走进去”的目标。

 

三、文学翻译研究的未来发展

 

(一)文学翻译及其研究面临的挑战

文学翻译历史悠久,一直是翻译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是我们最早的翻译理论认识的来源。在过去的30 年里,我们的文学翻译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时代的发展也给文学翻译及其研究带来诸多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是文学翻译研究的社会实践基础被削弱。学术研究不可能脱离现实的需要而存在,一个研究领域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以该领域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和人类很多其他的社会实践活动一样,翻译受到现代科技的影响日渐加重,翻译正进入一个“信息化”与“职业化”交织的时代,翻译主体、翻译工具和社会主流翻译对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所受影响的程度而言,文学翻译首当其冲。非文学翻译所占比重日益增加,文学名著等传统的主流翻译对象已退出当今社会翻译活动的核心地位,文学翻译实践正被边缘化,在翻译行业中地位明显下降。

职业化条件下,单个译者自主承担翻译全程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少,几个人、几十个人乃至上百人分工合作进行大型实用项目翻译的情况越来越多,翻译活动越来越凸显出信息化技术运用、工业化流程生产、标准化产品交付等特征,以创造性叛逆著称、追求原作风格传递和译者风格确立的文学翻译难以纳入现代翻译项目管理。不计时间成本深入研究之后精益求精地翻译文学作品的精英译者越来越难以靠翻译谋生,而以快速交付稿件、按客户满意度衡量翻译产品质量的职业译者越来越多。曾获苏联文学最高奖“高尔基文学奖”、鲁迅文学翻译彩虹奖的著名俄语翻译家草婴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无感慨地说“(现在)靠翻译养家糊口很困难”,“像我这样的译者,在这个时代是活不下去的”(吴海云 web)。在当今文学翻译薪酬低、时间紧的时代,朱生豪、傅雷、杨宪益那样专职投身文学翻译、影响深远的翻译家已经再难寻觅了。

文学翻译走弱还体现为文学翻译批评日渐式微。文学翻译批评是联结“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的纽带”(Newmark 184),它与生俱来的反思性使之成为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翻译批评活动的开展关乎翻译活动的健康发展,也关乎文学翻译研究的理论建构。许钧曾尖锐地指出当前文学翻译批评存在的问题,多次呼吁重视翻译批评研究和翻译批评健康发展(《翻译的危机与批评的缺席》12-15),但今天,翻译批评实践的开展难以令人满意,翻译批评对保证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理应具有的意义也无从体现”(刘云虹 2-3),与几年前甚至十年前相比并没有根本的改观”(刘云虹、许钧 2014)。

文学翻译及其研究面临的问题还来自于翻译人才培养。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予了翻译学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为我国培养高层次翻译人才提供了重要的途径。翻译硕士教育属于职业教育,其目标是为语言服务行业培养应用型、专业性的高级翻译人才,强调现代翻译工具的利用和特定专业领域翻译技能的把握,文学翻译人才难以获得用人市场的欢迎。为了适应时代需要,职业化翻译教育发展如火如荼,学术型文学翻译人才培养被迫萎缩,后备人才不足很可能成为文学翻译研究未来发展的障碍。

 

(二)文学翻译研究的未来发展

职业化时代的冲击,文学翻译面临困局,后备人才培养也存在隐忧,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顺应变化,无需重视文学翻译研究呢?笔者认为,这一背景下讨论文学翻译更具特殊的时代意义。面对机器的挤压,也许文学翻译才是我们能为自己保留的空间。如果说创造性的精神活动是人和机器的根本区别的话,那么文学活动无疑就属此列。作为文学在不同文化间的交往与传播活动,文学翻译具有独特的塑造人类精神家园的力量,它将是我们永恒的研究对象,其重要性不会因翻译的信息化和职业化发展而减弱,反而会因机器时代人类对自身精神需求的关注而增强。

正视问题、分析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简单说来,文学翻译研究要走好未来发展之路,首先需要解决好社会认识的问题,要让全社会认识到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加大对文学翻译及其研究工作的投入,解决好文学翻译工作报酬、人才培养和翻译批评等问题,创造条件发展文学翻译。而从研究者自身角度而言,我们要坚定信念,加大努力,以优秀的成果来证明和彰显文学翻译研究的学科价值和社会价值。任何研究都要关怀现实。根据现实的需要,文学翻译研究分为译入研究和译出研究两种,译入研究应更多地关注文学翻译的文学创作价值,而译出研究则应更多地关注其文化交流价值。

许钧指出,文学翻译有其特殊性,要处理好文字、文学和文化这三个彼此有别而又相互关联的层面的关系(《文字•文学文化》168),也指出我们在翻译研究中要力求克服狭隘的、技术性的倾向”,不要停留于“文字翻译”层面的争论(《翻译论》23)。这给予了文学翻译研究未来发展的启示。在过去传统的翻译研究中,我们十分重视对翻译中语言转换技巧、标准和原则的讨论,而现在,我们又将目光投向翻译技术工具的开发和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都是对围绕着“文字翻译”而进行的技术性探讨。然而,文学翻译要传达的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文学性。尽管学界对“文学性”有各种不同的界定,但基本都认同创新和创造就是文学性最根本的体现。正是由于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对文学性的追求,才赋予了文学译作不同于原作的新的文学价值,才造就了翻译文学不同于源语文学也不同于译语文学的合法身份。

佛经翻译对汉语语言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末民初时期的文学翻译对当时的文学革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五四时期,文学翻译是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部分。文学翻译担负着改造旧文化、旧文学、旧语言,创造新文化、新文学、新语言的重任。无论是林纾的“活译”,还是后来鲁迅的“硬译”,“如果从文化与思维的角度去看,他们两人只是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手段而已”,“他们两人在文化上的贡献同样巨大”(许钧,《翻译是历史的奇遇》100)。因此,如果只从“技”的层面探究哪一种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么永远得不到令所有人满意的答案,更无法真正认识文学翻译,发挥文学翻译的社会文化建构作用。“五四”时期有很多诗人译诗,其目的就在于进行诗体创新,为新诗革命寻找理论资源和经验支持,是中国白话新诗创作探索的一部分。而现在,我们的文学翻译研究能够给予文学创作以什么样的支持?未来的文学译入研究应尽可能地关照文学和语言发展的需要,发掘文学翻译的文学价值,为文学及其语言的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探索道路,从而推动文学的创新发展。

鲁迅曾说:“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近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71)人类需要文学艺术来交流思想、传递情感、获得审美感受和精神力量,在国家与民族的交往中则需要文学译介来沟通观念、增进互信、构建情感和价值共同体。心同理同是我们文学走出去的基础,因而文学外译并非只是一项讲究语言转换的技术和技巧的工作,而是要寻求与对象民族之间的情感和价值相同相通之处,这正是文学外译研究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在“走出去”战略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文学外译寄寓的是我们关怀人类精神家园、追求真善美、塑造理想人格的人文精神,不能沦为职业和技术的研究领域,多语种文学翻译人才的培养也变得格外紧迫起来。

 

注释Notes

1]参见蔡新乐:《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Cai, Xinle. The Philosophy of Art inLiterary Translation. Henan UP, 2001.蔡新乐:《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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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Translation. Prentice Hall, 1988.

Wu, Haiyun. “The Crisis of Translationin China’s Mainland,” 5 Nov. 2007blog.sina.com.cn/s/blog_4b8bd14501000c3m. html.[吴海云:《大陆翻译危局》,blog.sina.com.cn/s/blog_4b8bd14501000c3m.html2007 11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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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ranslation. Hubei Education, 2003. 许钧:《翻译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The Crisis of Translation and the Absence of Criticism.” China Book Review, no. 9, 2005, pp.12-15.许钧:《翻译的危机与批评的缺席》,载《中国图书评论》2005 年第9 期,第12-15 页。]

——.“Translation is a Historical Encounter: My Experience of TranslatingFrench Literature.” Journal of ForeignLanguages, no. 2, 2017, pp. 97-105.许钧《:翻译是历史的奇遇:我译法国文学》, 载《外国语》2017 年第2 期,第97-105 页。]


本文转自:外国语言与文化中文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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